在当代技术革命的浪潮中，新质生产力的崛起正重塑全球生产方式和文明型态。然而，技术至上与资本逻辑主导下的生产力发展，往往伴随着人的异化、生态危机与社会分化。如何平衡效率与公平、创新与伦理、增长与包容，成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命题。回溯中华文明史，春秋时期管仲提出的“以人文本”思想、以“治国之道，必先富民”为纲领，强调经济繁荣与人文关怀的统一，为当代生产力发展与变革提供了深刻的哲学启示。本文试图通过古今对话，揭示管子思想中的人本智慧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现实意义，探索技术时代重构“人—技术—社会”关系的可能路径。

一、管子“以人文本”思想的理论内核

春秋时期，社会动荡与生产力发展催生了思想变革。管子率先提出“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文本”（《管子·霸言》），将关注点从之前的“天命”转向“人事”，完成了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第一次“人本主义”觉醒。这一转向的深层动力在于：一是经济基础的变革，因铁器普及与土地私有化，推动了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民力”成为国家实力的根本。二是政治现实的需求，诸侯争霸背景下，人口流动加剧，“得民者得天下”成为共识。三是文化理念的萌芽，巫术信仰在当时有所衰落，实用主义思潮兴起，催生“天道远，人道迩”的认知转向。管子思想因此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特色：既承认“人”的物质需求，又注重通过制度设计激发人的能动性。

管子“以人文本”思想并非单一概念，而是包含经济基础、政治秩序、社会伦理的立体结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管子·牧民》），管子将物产丰裕视为道德教化的前提，其富民政策有两大创新：一是推行“均地分力”，打破井田制束缚，允许土地出租、买卖，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二是首创“官山海”政策，将盐铁收归国营，既增加了财政收入，又通过价格调控“取之于无形，民不盖赋而国用饶”。同时，在“安民、顺民”方面，管子认为仅满足物质需求不足以长治久安，政之所兴在安民生顺民心，其做法是将社会划分为士、农、工、商四类职业群体，主张“定民之居，成民之事”，从而起到通过分工稳定社会的作用。同时其思想还清楚地体现在“顺应民意”上，“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子·牧民》），将顺应民意提升到治国方略的高度。比如主张“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即在政策的制定上要契合民众实际需求。比如提出的“与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之；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谋之”，强调利益分配需随时代变化调整。

管子思想的独特性在于，其人本主义并未走向理想化的空谈，而是通过“轻重之术”（国家宏观调控的手段）将伦理目标转化为可操作的制度：在经济调控中体现出“人本理性”。比如设立“常平仓”，丰年购粮、荒年放粮，稳定粮价以保障民生。比如通过铸币权调节市场流通，防止豪商垄断，“散积聚、调高下、分并财”（《管子·国蓄》），也是运用了“货币杠杆”的调节原理。比如社会管理的“差异包容”，承认人性的差异，“民予则喜，夺则怒，民情皆然”，主张“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在统一治理中，保留地方习俗的弹性。管子还提出“以人文本”本质上是对君权的约束，“王者以百姓为天，百姓与之则安，辅之则强，非之则危，背之则亡”，将民心背向作为政权存续的根本标准。

管子“以人文本”思想，以现实主义精神将人的需求、能力与尊严置于治国理政的核心，构建了物质基础、制度保障与伦理价值相统一的理论体系。在当代技术革命加剧人的异化、资本逻辑冲击社会公平的背景下，重新审视这一思想，不仅为破解“效率与公平”“增长与包容”的现代困境提供启示，更彰显中华民族文化文明中“以人文本”的永恒智慧。

二、新质生产力的人本精神内涵与挑战

在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等颠覆性技术的推动下，新质生产力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然而，技术的狂飙突进也带来深刻的伦理拷问：当算法替代决策、机器取代人力、数字支配市场时，人的价值与尊严如何安放？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若仅追求效率与利润，必然陷入“技术异化”的泥淖。唯有注入人本精神，将技术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公平、生态可持续紧密结合，才能真正实现生产力的“质变”。

人的精神并非对技术的简单否定，而是要求技术发展始终以人为目的、以人为尺度、以人为归宿。新质生产力人本精神其内涵的三个层面可以解构为：一是技术赋能。新质生产力的本质在于通过技术突破人的生理及认知边界，实现更高层次的创造性解放，有效避免了传统工业的流水线将人束缚为“生产工具”。比如AI辅助智能辅助诊断系统，可帮助医生提升诊断精度，从而将人力从重复劳动中转向疑难病例攻关。技术的人本化在于其“工具性”本质应服务于人的能力拓展，而非剥夺人的主体性。二是价值重构。新质生产力需超越GDP至上的传统增长逻辑，建立涵盖人的尊严、社会包容、生态福祉的多元价值坐标，比如数字经济不应加剧城乡“数字鸿沟”，而应通过普惠技术（如农村5G）缩小城乡差别；再比如基因编辑、脑机接口等技术必须设定“人类尊严的红线”，防止技术滥用威胁人性本质。三是在制度设计方面，要变“资本主导”为“社会共治”，亦即人本精神需要制度设计遏制技术霸权的垄断和异化。如要立法确立个人对数据的控制权，避免平台企业通过“数字殖民”剥削用户。比如建立公众参与技术治理的渠道，如欧盟《人工智能法案》要求高风险AI系统须经公民审议。再比如针对零工经济劳动者，构建适配就业形态的社会保障系统，都是新质生产力人本精神的体现。

尽管理念上能够乃至已经形成共识，但新生产力的人本化在实践中仍面临多重矛盾。一是技术逻辑与人性需求的冲突，因自动化和AI在淘汰低技能岗位的同时，高技能岗位需求激增，导致用工结构及比例失衡。世界经济论坛预测，2020—2025年全球流失8500万个岗位，而新增的9700万个岗位，大都集中于编程、数据分析等高门槛领域。因人脸识别、大数据监控等技术渗透人们日常生活，个体在算法面前沦为“透明人”。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报告显示，有76%的网民担忧个人信息被盗用、滥用，这种“隐私侵蚀”风险在某些环节上，也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形成了“人性挑战”。因社交媒体算法推荐机制催生“信息茧房”，削弱了人的批判思维与多元价值观，甚至导致人们在信息接收及认知方面“误入歧途”。二是资本扩张与“社会公平”形成对立，比如全球十大科技公司掌握着75%的AI专利、80%的云计算市场份额，中小企业和发展中及欠发达国家地区都面临“创新边缘化”的风险。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群体在高强度工作之下，被“数字劳动剥削”的同时，劳动者的福利保障令人堪忧。再比如“伦理滞后”及“治理困境”、自动驾驶伦理准则、AI创作版权归属等新兴问题却少法律界定。世界各科技较先进国家，监管步伐均严重落后于技术迭代的速度；气候转化技术转移、疫苗知识产权豁免等议题因国家利益博弈难以推进，并且威胁着人类整体福祉；西方技术伦理中的个人主义与中国“以人文本”的传统存在张力，如欧美强调“算法透明”，而我国更注重“技术向善”的正义，也是新质生产力发展在国际领域面临的一种文化冲突。

三、管子思想对新质生产力的启示

在技术革命重塑全球生产力的今天，效率至上的发展模式逐渐暴露出“见物不见人”的弊端：人工智能引发就业焦虑、算法霸权侵蚀个体尊严、绿色转型忽略弱势群体……如何让新质生产力真正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成为亟待解决的时代命题。回溯二千六百年前，齐国名相管仲以“以人文本”为核心的治国思想，通过“富民、安民、顺民”三条实践路径，将经济发展与社会伦理深度融合，为当代技术文明的人本化转型提供了深刻的东方智慧。

管子提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管子·治国》），其“轻重之术”通过宏观调控实现“民不加赋而国用足”。这一思想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启示在于：技术红利不应成为少数群体的独占资源，而需要通过制度设计实现普惠共享。

管子打破“井田制”推行“均地分力”，激发农民生产积极性；当代则可借鉴其逻辑，通过数字化基建均等化缩小城乡技术鸿沟。例如，中国“东数西算”工程，将算力基础设施向贵州、甘肃等欠发达地区倾斜，既缓解了东部能源压力，又为西部创造数字经济就业机会，实现“技术资源再平衡”。

管子“官山海”政策将盐铁收归国有，防止豪商垄断民生资源；面对科技巨头的市场支配，可建立“技术超额利润共享基金”。如欧盟拟征收的“数字服务税”，将平台经济超额收益的3%用于数字技能培训，呼应了管子“取之于无形，用之于民”的智慧。其从“富民”到“共富”，技术红利的普惠性分配，体现正是人本化、普惠化的治国之道。

管子主张“定民之居，成民之事”，通过“四民立业”实现职业尊严与社会稳定。这对应人工智能冲击下的劳动异化具有重要启示：技术进步不应以牺牲劳动者主体性为代价，而需要重构人机协同的劳动伦理。

德国工业4.0实践中，工会与企业约定“机器人不得取代决策关键岗位”，保留劳动的控制权。这与管子“使民各为其所长”（《管子·牧民》）的伦理相通，即在智能制造中划定“人类专属领域”，如艺术创作、情感照护等无法被算法替代的和能够替代乃至却因此影响到“大多数人”基本生活保障的普惠性岗位。

管子强调“授人以渔”而非简单救济，当代可建立“技术适应型”终身学习体系。新加坡“技能创前程”计划为每位公民提供500新元培训补助，重点教授AI协作、数据分析等“人机共生技能”，既避免技术性失业，又延续管子“教民以能”的治理逻辑。

管子提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其“与俗同好恶”的治理哲学，对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的技术民主化具有镜鉴价值：技术演进方向由精英主导转向公众共商，防止算法黑箱演变为新型权力压迫。

欧盟《人工智能法案》要求高风险AI系统须经公民代表审议，这暗合管子“俗之所俗，因而予之”的思想。中国在脑接口技术规范制定中，可引入患者团体、伦理学者参与评审，确保技术发展符合多元利益诉求。这种“参与式技术评估机制”无疑是管子“顺民、共治”思想的体现。

管子“利出于一孔”的宏观调控思想，启示我们应打破平台企业对数据的垄断。美国加州《消费者隐私法案》赋予个人数据删除权、知情权的实践，与管子“散积聚、调高下”理念异曲同工，通过立法将数据所有权归还个体，遏制“数据封建主义”蔓延。这种“数据主权回归”无疑也是一种“政之所兴，在顺民心”的理念辐射。

管子“法法”篇强调，“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但其法治精神始终以人性化为底色。这对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技术伦理体系具有启示意义：科技伦理建设需根植传统文化，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

管子“民恶忧劳，我佚乐之”的人本关怀，可转化为适老化智能终端、无障碍数字界面等技术研发优先级。如腾讯“银发科技实验室”专攻老年人语言交互系统，将“技术适老”从道德呼吁变为制度刚性要求。管子“人与天调”的生态智慧，启示绿色技术需兼顾环境修复与民生改善。甘肃光伏扶贫项目在戈壁滩铺设太阳能板，既发电减碳，又为板下种植枸杞提供遮阴，实现“生态—生计”协同发展，演绎现代版“府不积货，藏于民也”的治理智慧。同时也演绎了“技术向善”的东方重构。

管子思想穿越千年时空，以其对“人”的深切关照，为技术文明提供了价值校准的罗盘：新质生产力的“新”，不仅在于技术突破之“新”，更在于发展模式之“新”，必须将人的尊严、社会的公平、文明的永续作为根本尺度。在人工智能与基因编辑重塑人类未来的关键时刻，重拾管子“以人文本”的东方智慧，或许能为全球走出技术伦理困境提供一条“执两用中”破局之道。

四、人本导向的新质生产力发展路径

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工程等技术革命的推动下，新质生产力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全球经济图景。然而，当自动驾驶汽车引发伦理争议、算法推荐加剧社会撕裂、基因编辑挑战生命伦理时，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愈发急迫：生产力的“新质”是否必然带来文明的进步？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唯有以人文本精神为内核，重构技术、制度与文化的协同关系，才能避免新质生产力异化为“失控的利维坦”。

人本导向的新质生产力，首先需要突破“效率至上”的制度惯性与“资本主导”的权力结构，通过规则创新实现技术红利的普惠共享。一是建立“社会影响预评估机制”，在重大技术应用前，强制进行就业、伦理、公平性等社会影响评估。比如欧盟《人工智能法案》将AI系统按风险分级，高风险应用需通过人权影响评估方可落地，该制度的设计呼应了管子“治国必先富民”的治理逻辑，将技术的社会成本前置化考量。二是创新“数据要素的分配制度”，当前全球数据市场被少数平台垄断。可借鉴挪威“石油基金”模式，建立公共数据收益池：将政务数据、公共场景数据产生的效益，按比例转化为全民基本收入或数字技能培训基金。我国贵阳大数据交易所试行的数据确权登记制度，已为数据要素市场化分配提供了实践样本。三是完善“过渡性保障”政策工具。针对技术性失业群体，建立“就业过渡安全网”。新加坡推出的“职业转化计划”，为被自动化替代的劳动者提供12个月薪资补贴与免费再培训，其理念与管子“教民以能”一脉相承，将人力资本提升作为对技术冲击的核心策略。

技术发展路径选择本质是价值选择。人本导向要求技术创新从“无限突破”转向“有界创造”，在关键领域确立“为人服务”研发准则。这也是人性化创新的边界与方向指向“技术向善”的现实需要。

在工业机器人领域，德国推行“人本自动化”标准，机械臂必须保留人工急停装置，且不得取代超过70%的工序。这种“人机协作”模式，既提升效率，又保护了劳动者的尊严，与管子“使民各为其所长”的思想形成跨时空呼应，这也是现代科技发展“增强型技术”而非“替代型技术”的人本呼唤。

腾讯开发的“隐形护理员”AI系统，通过智能传感守护独居老人安全；印度初创企业发明“节水型空调”，用蒸发冷却技术让贫窟居民获得“廉价制冷”。这些创新将技术资源导向最迫切的民生需求，体现“技术向善”本质。

在脑机接口、基因编辑、深度伪造等领域划定具有法律属性不可逾越红线，设立“伦理禁区”“技术防火墙”。国际脑科组织发布的《神经技术伦理宣言》，禁止任何可能削弱人类自主意识的技术应用。些许“技术谦抑”原则及理念，正是对“以人为本”理念的现代表达。

人本导向的深层变革需要价值共识的支撑。从工具理性主导转向价值理性主导，是构建新质生产力文化生态的关键，要培育“科技向善”的生态土壤和文化土壤。“工匠精神”要倡导技术与人文的统一。丰田汽车生产线工人可以随时拉停流水线，这是对“人的判断”的尊重。在我国面临的制造业升级中，培育“精匠生产+人文情怀”新型工业文化，让技术工人重获职业尊严。这种人本内涵不仅是以人为本的体现，更是新质生产力体现“科技向善”的勇气和探索。荷兰“社会技术实验室”模式值得借鉴：公民、企业、政府共同参与氢能源技术路线设计，确保技术创新契合社区需求，正是管子“政顺民心”的思想在数字时代的实践转化。我国光伏治沙工程在内蒙古库布齐沙漠的实践也颇具启示：太阳能板遮阴减少蒸发，板下种植中药材，形成“发电—固沙—富民”的循环模式，将管子“人与天调”的生态哲学转化为现代化绿色生产范式。

当硅基智能的算力超越人脑、基因编辑技术重塑生命蓝图时，人类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回答：我们发展新质生产力究竟为了什么？答案不在技术本身，而在技术之外—它应该让田间农民朋友通过智慧农业重拾耕作尊严，让城市在元宇宙中延续文化记忆，让残障人士借助外骨骼机器人自由行走。人本导向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本质上是一场重新定义“进步”的文明觉醒：不是用技术代替人性，而是以技术升华人性；不是让人类适应机器，而是让机器服务人类。这或许正是中华文明“以人为本”的古老智慧，对数字时代做出最深邃的回应。

浙江乡村振兴建设“数字乡村”，通过电商培训、智慧农业，既提升生产力，又保留乡村文化，体现出“技术赋能”与“文化存续”的统一。德国出现的工会与企业共建“人本自动化”标准，要求机器人设计须保障工人健康与决策参与权，呼应的是管子“安民”理念。管子“以人为本”思想穿越千年，仍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价值锚点：唯有将技术进步置于人的尊严、社会公平与生态可持续的框架下，才能真正实现生产力的质变。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治理智慧，为全球技术文明演进贡献东方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