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征新疆本身就是“亲历亲为”的担当，花甲之年的左宗棠为何还要执意“抬棺”随行？血性使然也。在那个山河破碎、边患频仍的年代，他主动请缨挂帅出征，已尽显担当，而抬棺之举更非多余形式，而是血性在灵魂深处的迸发与彰显：是破釜沉舟的决心，是舍生取义的信念，更是面对国家危亡、民族大义时，不惜以生命践行使命的刚健气质。若没有这种深入骨髓的血性，怎么会有如此惊世骇俗的壮举？怎么会有面对千难万险却一往无前的勇气？抬棺出征，恰是血性最直白、最震撼的表达：真正的血性，必然是融入行动、刻进骨髓的坚定与决绝。

人都需要有点血性，但现实生活、工作中绝非“人人皆有血性”。血性是根植于灵魂的精神“特质”，既不是与生俱来的普遍禀赋，也不是轻易可得的廉价品质。纷繁的世事中，有的人遇到困难退缩乃至见利妥协、临义沉默，根源便在缺少支撑人坚守底线、挺身而出的血性；有的人安于现状、贪图安逸，将“明哲保身”奉为信条，自然与血性没有点滴缘分；更有人误将匹夫之勇当作血性，鲁莽冲动终招祸患，实为对血性的亵渎也。可见，血性的稀缺，不在于先天的差异，而在于后天是否愿坚守初心、锤炼品性，并在纷繁中保持赤诚与坚韧。

成就一番事业，见识、能力、思路固然重要，但无血性者终究难成大事。古往今来，凡书写传奇、成就不朽功业者，无一不兼具出众的才华与饱满的血性。见识决定高度、能力保障推进、思路指明方向，而血性正是支撑人抵御风雨、突破困境的精神脊梁。没有血性，再卓越的见识也会在挫折面前放弃，再出众的能力也会在诱惑面前迷失，再清晰的思路也会在阻力面前退缩。左宗棠收复新疆，靠的不仅是精准的战略眼光、超前的历史视野与卓越的军事才能，更有“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血性。也正是这种血性，让他能够顶住朝堂非议与压力，克服粮饷匮乏、环境恶劣的重重困难，最终实现“故土新归”的壮举。血性，实为成就事业不可或缺的“信念指引”。

敢于担当、勇于作为，根源正在于血性；一腔热血，亦源自这种深入灵魂的特质。担当与作为是血性的行为体现，一腔热血是血性的灵魂激涌。敢于担当，是国家需要时主动扛责、直面挑战的勇气；勇于作为，是困难面前不退缩、矛盾面前不回避的坚韧。左宗棠抬棺出征，明知前进的路上布满荆棘却主动扛起守护边疆的重任，以一腔热血践行报国之志，正是担当与作为的生动写照。无血性，便无“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担当，更无支撑人一往无前的豪情与壮志。而抬棺之举本身，更是对血性的极致考验：棺材本是世人避之不及的“不吉利”之物，唯有血性者能将其作为征战的“伙伴”，继而印证真正的忠心与决心一定是血性支撑下的生死相托、义无反顾。无血性为根基，任何“忠心”与“决心”都只会苍白无力。

血性是深植血脉、融入性格的精神特质，是“娘胎里带的印记”，却不是不可后天培养，但不能靠刻意模仿习得。它潜藏于骨子里，体现在面对是非困境的本能反应，面对责任道义的毅然抉择。有的人天生刚直，面对不公敢于发声、遇到困难勇于挑战，就是血性的自然流露；有的人天生怯懦，习惯趋利避害，终因未能唤醒、滋养血性而被平庸掩盖其一生。血性无关性别：男人有血性，方为“名符其实”的男子汉，能守护家庭、坚守正义、报效家国；女人有血性，堪称“实至名归”的女中豪杰，以坚韧意志、无畏勇气打破“柔弱”偏见，书写传奇人生。

培养血性绝非易事，需要通过提升“认知观、格局观、价值观、信念观”构建“小系统工程”。认知观让人看清使命、理解担当；格局观让人跳出私利，将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相连；价值观让人在诱惑前坚守底线、明辨取舍；信念观让人在困难前不屈不挠、坚守初心。这需要长期学习反思、持续实践锤炼，绝不是三言两语能够实现，更不可急于求成。而真正的血性，绝不是鲁莽冲动，而应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坚定、勇毅，是危难中旗帜鲜明的担当、敢当，是绝境里绝不低头的韧劲、后劲。它是理性与勇气的结合，是“抬棺出征前深思熟虑”后的坚定抉择，既有破釜沉舟的勇气、胆识，更有运筹帷幄的理性、智慧。

血性的核心，当然是根植于灵魂的刚健气质与担当精神、是面对是非困境不退缩的骨气、是面对责任道义敢挺身而出的勇气与藏着赤诚的底色和不屈不挠的锋芒。这种刚健气质，让人意志坚定、不卑不亢；这种担当精神，让人履职尽责、坚守道义。赤诚的底色，是对国家、人民与理想的忠诚热爱；不屈的锋芒，是面对强权不公时的绝不屈服。

左宗棠抬棺出征的身影早已定格于历史长河之中，但他彰显的血性精神却穿越时空、历久弥新。今日之我们虽无需抬棺出征，却仍需这种根植灵魂的血性：唯有如此，方能在人生道路上坚定前行，在国家发展征程中贡献力量，让血性的光芒照亮新时代的精彩篇章。